中考文言文鉴赏阅读每日一篇：《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作品原文】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祔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

 

　　【注释】

 

　　沈宋：是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同宋之问的并称。二人之所以著名，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律诗形式方面所做的贡献。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

 

　　苏李：是指初唐诗人苏味道和李峤。在初唐诗人中，苏李往往与沈宋相提并论。他们都大力创作近体诗，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当然，“苏李”有可能指苏武李陵。过去把汉时期的无名氏的诗都附会在他们的笔下。

 

　　颜谢：是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和东晋诗人谢灵运，后者被钟嵘称为“元嘉之雄”。

 

　　徐庾：是指南朝梁、陈时期文学家徐陵和北周文学家庾信。他们集六朝诗作之大成。

 

　　【作者简介】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贞元九年，以明两经擢第，继中书判拔萃科，置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左拾遗，迁监察御史。后贬江陵士曹参军，转通州司马、虢州刺史。复入为膳部员外郎。穆宗即位，擢祠部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进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继由工部侍郎拜相。不久，出为同州刺史，转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再入为尚书左丞。终于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工于诗文、书法和传奇，诗与白居易并称“元白”，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著有《元氏长庆集》。

 

　　在这篇文章中，元稹首倡李杜优劣论，抑李扬杜，影响甚远。元稹纵观自孔子删《诗》以来的诗歌发展历史，批判六朝的浮靡诗风，确立唐诗的重要地位。对唐代诗歌，他又首推杜甫，认为杜诗自《国风》、《离骚》以下，于苏、李之高古，曹、刘之气骨，颜、谢之孤高，徐、庾之流丽，沈、宋之律切，莫不旁搜博采，“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今人之所独专”，是一位空前的集大成诗人。这个评价应当说是确实而中肯的。

 

　　元稹接着又把杜甫与李白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在唐代诗坛，堪与杜甫比肩的惟有李白，视李杜为唐代诗歌创作的两座高峰。但是，元稹肯定李白，只限于他“摆去拘束”奔放不羁的诗风、“模写物象”的技巧及其所擅长的乐府歌行，至于说成为唐代近体诗标志的律诗特别是铺陈排比、属对律切的长律，李于杜则望尘莫及，“尚不能历其藩翰”。这个评价不免有失其公允之处。当然，这和元稹为杜甫写墓志的身份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元稹个人酷爱长律的偏见，并代表了他那个时代一些诗人的审美趣尚。

 

　　尽管如此，这种言论的影响却是广泛的。后世历代文人多因个人偏好、时代风尚等诸种不同因素，发表了许多有关李杜抑扬的言论。赞同元稹者，如刘昫《旧唐书·杜甫传》、翁方纲《石州诗话》等都很有代表性。但李杜双峰并峙，为有唐一代诗坛之双璧已成公论。唐人中就有杨凭、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等力倡李杜并称论者。后世如元好问对元稹此说提出质疑也大有人在。不管怎么说，由于李杜在唐诗乃至中国诗歌史中的重要地位，李杜并称或李杜抑扬已构成历代唐诗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