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判死刑的案件已经上奏的，刽子手就先等候在门外，叫他的同伙进去勒索财物，叫做“斯罗”。有钱的人就对他的亲属勒索，穷苦的就当面对本人说。如果犯人被处以凌迟，就说：“满足我的条件，就先刺心；否则，就先砍去你的四肢，心还不死。”有对那些被处以绞刑的，就说：“满足我的条件，一绞就死；否则，三绞三放再加上别的刑具，然后才让你死。”只有斩首的无法要挟，但是还要把砍下的犯人头作抵押品。因此，有钱的用数十两、上百两银子作贿赂，贫穷的也要卖光衣物；穷得一点钱都没有的，就按以上所说的处置。掌管捆绑犯人的差役也是如此，欲望得不到满足，绑时就先折断犯人的筋骨。每年秋天大决时，皇帝用朱笔勾过的约占十分之三四；未勾暂留的约占十分之六七，但都须缚到西市刑场等待命令。那些因捆绑而受伤的，即使幸而不死，也得病上几个月才痊愈，有的竟成了终生残疾。
我曾经问过一个供职多年的小吏：“他们和被判刑者、被捆绑者，并非互相仇恨，只是想得到一些钱财罢了；如果犯人真的拿不出，最后对他稍微宽容一些，不是做了一件善事吗？”小吏说：“这是做出规矩来警告其他犯人，并且惩诫后来的犯人；不这样做，那些犯人就会有侥幸心理。”掌管上刑具、打板子的狱卒也是如此。同我一起被捕遭到木制刑具审讯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个给银子三十两，被打之后骨头微伤，病了一个多月才好；另一个加倍给钱，只伤了皮肤，二十天就好了；再一个给六倍的钱，当晚走路就象平常人一样了。有人问小吏说：“犯人贫富不等，既然从他们那里都有所得，何必一定要按贿赂的多少来区别对待？”小吏说：“不分别对待，谁愿意多给钱！”孟子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真对呀！
刑部中的老吏，家里藏有假印章。公文下发到直属中央的各省，都被他们暗中更改，增加或删去公文中的重要词句，执行的人难辨真假。只有那些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发到平行各部的公文，他们还不敢这样做。法令规定：大盗没有杀人，以及和他同伙的几个罪犯，仅立刻处死主谋一、二人；其余的经秋季审讯，都可以罪减一等，发配充军。判决书上奏后，其中有立即处死的，刽子手已先等在门外。命令一下，就绑出来，片刻也不停留。有某姓兄弟俩，因为把持公仓，法律规定应当立即处决，案件已经判决。某狱吏对他说：“给我一千两银子，我让你活命。”问他有什么办法，则说：“这个并不难，我另外准备一份奏章，判决书不需要改动，取列名在判决书后面的从犯中没有亲属的两个单身汉换你俩的名字，等叛决书加封上奏时暗中调换一下姓名就是了。”他的同伙说：“这样可以欺骗被处死的人，却不能欺骗主审官；假如主审官再上奏请示，我们就没有活路了。”某狱吏笑着说：“再上奏请示，我们没有活路，但主审官也会因此被撤职，他不可能为了这两人的生命而放弃自己的官位，所以，我们终究没有死的道理。”后来真的这样做了，列名末位的两个从犯立刻被处死。主审官发觉后惊讶得张口结舌，但始终不敢追究。我在监狱，还亲眼看到这兄弟俩，监狱中的人都指着他们说：“这就是用某某人换下他们的脑袋的。”后来这个狱吏在一夜间突然死去，人们都以为是阴曹地府给他的责罚。
凡杀了人的，状辞上没有预谋杀人或故意杀人的话的，经秋审归入矜疑类，就可以免死。狱吏便乘机利用法令舞弊。有一个叫郭四的犯人，已经四次杀人，又以矜疑罪减一等，随后又遇大赦。将要出狱时，整天与他的同伙饮酒狂歌通霄达旦。有人问他过去的事，他一一详细叙述，扬扬得意，就象在自我炫耀似的。唉！行为污浊、作恶多端的狱吏忍心于贪赃枉法，那不必去责备了；然而不明白治狱之道，好的官吏也往往把帮别人解脱死罪作为功德，而不研究具体的案情。他们使百姓蒙受冤枉，也太过分了！
奸诈之徒入狱久了，就与狱吏内外勾结，颇能赚大钱。山阴县有个姓李的，因杀人下狱，每年可以弄到数百两银子。康熙四十八年，因大赦出狱，在外住了几个月，寂寞无聊。他有个同乡杀了人，于是就替此人承担了罪名。因为根据法律规定不是故意杀人者，一定要长期蹲狱，但最终不会被处死的。康熙五十一年，又遇大赦援例减罪充军。李某叹息说：“我再也不能进这监狱了！”按旧规定，被充军的犯人要转到顺天府监狱关押起来等候遣送，当时正值冬季，遣送暂停，李某写了状子要求留在刑部监狱，等候到春天遣送，他再三请求没有得到批准，只好失望地离开这里。
赏析
《狱中杂记》是清代文学家方苞的一篇散文。1711年（康熙五十年），方苞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南山集》为桐城人戴名世所著。戴名世在《南山集》的《与余生书》一文中提出写历史时应给明末几个皇帝立“本纪”。此事被御史赵申乔揭发，戴名世全家及其族人牵累定死罪者甚多。方苞也因《南山集》序文上列有名字，被捕入狱。开始在江宁县狱，后解至京城，下刑部狱。两年后出狱，被编入汉军旗，以奴隶身份入值南书房。康熙皇帝死后被特赦，解除旗籍。后累官至礼部侍郎。这篇文章是方苞出狱后，追述他在刑部狱中所见所闻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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