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皇上辗转避难在海道上，危险得像垒起来的蛋一样，那个时候尚且不愿面向北方对敌称臣，何况国家形势逐渐好转，将领们竭尽锐气杀敌，士兵们渴望奋起抗战。就比如前不久金人势力到处侵扰，刘豫配合金人入侵，我军就在襄阳、淮水、涡口、淮阴等地击败过他们。比起流离在海上那样的危险境遇，当然已经好了万倍。假使不得已而非用兵不可，我们难道就一定会败在金人之下吗？现在无缘无故地反而臣服于金人，要委屈皇帝的尊严，向金人俯首跪拜，三军将士不等作战士气就已经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舍不得那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顾惜那天下大势不容许这样做。朝廷内大小官员，朝廷外军队和百姓，异口同声，都想吃王伦的肉。内外议论纷纷，皇上却不闻不问，我真担心一旦事变发生，祸害将不可预料。我私下认为不杀掉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想象。
纵然如此，王伦不值一说，而秦桧凭着朝廷心腹大臣的身份也做出这样的事。皇上有唐尧、虞舜的才资，秦桧不能使皇上成为唐尧、虞舜一样的国君，却想诱导皇上做石敬塘那样的儿皇帝。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人所说的道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大声责备他们说：“你知道古人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不听别人的劝告，从这件事上就自然可以看清楚。至于他提出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讨论可否议和，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而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来分担舆论的指责。有见识的人士，都以为朝廷没有人才。唉！真痛惜啊！孔子说：“倘若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衣衽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齐桓公的助手罢了，还能改变衣衽向左的地区，协助主持会盟各国诸侯。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百姓放弃文明风俗，成为衣衽向左的地区。那末秦桧不仅是皇上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意见，于是做到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如饥似渴，孙近却在中书省吃白饭，议事时完全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秦桧说对敌国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经到过政事堂，多次提出质问而孙近却不回答，只是说：“已经命令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讨论了。”唉！参预决定国家大事却只求讨人喜欢，空占官位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抗拒敌人抵御外侮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应该斩首。
我充当枢密院一名属员，誓不与秦桧等同活在一个天底下。我的小小心愿，就是希望将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竹竿上到藁街上去示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违背礼义，再从容地派出讨伐金国的军队，那末三军将土不待作战就已勇气倍增。不这样的话，我只有跳入东海一死罢了，岂能留在小朝廷苟且偷生吗？小臣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尊严，甘心等待着处罚，不胜惶恐之至。
赏析
这份奏疏义正词严，慷慨激昂，气壮山河，感情充沛，态度决绝。作者引用鲁仲连典故，声称“赴东海而死”也不愿苟且投降，忧愤之情臻于顶点，文章却戛然而止，令人回味无穷。奏疏问世后，立刻震惊朝野，正直之士纷纷传抄刻印，争相传诵，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而秦桧等人则惊恐万状，“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金人以千金购得此文，读后君臣失色，连连惊呼：“南宋有人”，“中国不可轻”。
《戊午上高宗封事》点燃了南宋人抗金雪耻的希望，重塑了快意恩仇的无畏精神，使得群情振奋，极受鼓舞。古代中国自视天国，接受异邦叩拜，其时却要折节屈膝以跪拜蛮夷之辈，这让有气节的士大夫全然不可接受。因为屈膝跪拜，暗示华夏礼仪文化最高——朝拜皇帝的礼仪，受到了“亵渎”，意味着“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崩溃。非常遗憾的是，胡铨的奏疏虽然鼓舞人心，却更改不了南宋皇帝的想法。1141年（绍兴十一年），宋金签订“绍兴和议”，宋朝割地称臣，捐金纳帛。不知此时的胡铨，又是何种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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