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登场时，观众见他们如此惊险，都为之吓得两腿发抖，头发直竖，目眩头晕，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来。树庐叟观察场上的演员，则都是从容不迫地保持着镇静，既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就像前代儒士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这都是心志专一以后才达到的。他们一心用于练习技艺，苦思苦想地进行刻苦的训练，一再失败而不改变目标，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它的情势，终于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复练习了很久，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才开始拿出来公开表演，这时就是拿天下难度最高的动作来让他们做，也都会变得极其简单。看来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极精巧的技艺来源于极平凡的训练，因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启动了他的天赋，这不是轻率从事、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的。这层意思庄子是知道的，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不肯用于天下；张仪、苏秦也是知道的，却以欺弄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身躯或名声。庄子所称赞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驼子捉蝉、纪渻子养鸡，直至伯昏瞀人站在千仞悬崖的小路上，向后倒退行走，腿跟几乎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里以外；没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树庐叟又扫视周围的观众，这些人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厉害啊，习惯真能改变人啊。
那人对树庐叟说，祖先是从河南来到零陵的，技艺流传下来已有三代，徒弟达一百多人。家里虽有几亩薄田，却不胜赋税劳役的负担，于是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儿子，抱在怀中的幼孩，奔走四方卖艺以求糊口，倘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所到的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都是挑担步行，也不向别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时拾取来补充食粮的不足，也用来喂养他们的幼儿。
树庐叟巡视那伙人，见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一付飘泊流浪、陷于穷困的样子，却面带喜色、自得其乐，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无论男孩女孩，五六岁就开始教他们练功；年老而不再上场的，也都能靠积蓄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以大路为家，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互相传授技艺成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肌体被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冰雪交加锻炼得更加健壮，意志经受了跋山涉水、艰难的途程、世态人情的磨砺因而处处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他们身手矫捷机敏，胜过猿猴，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麋鹿一样。
树庐叟因而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诲，许久已不宣扬不推行了。这些人处身于优伶与巫觋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这是为夏仲御所深恶痛绝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万物会各自顺应它们的规律而生长发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时开花结实一样，上天对它们是并不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在演戏，所游历经过的几千上万里路上，从高楼深宅的大户人家，以至人烟稀少的村庄，也无不以戏乐来看待他们，而我老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里有力量上阵打仗以试验那不龟手的药呢？只是假托几句空话记一点感想罢了。的确是这样啊。王介甫曾说“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孟尝君之门，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鸡鸣狗盗之徒倒也罢了，只怕吕惠卿之流的献媚奉承和巧言欺骗，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倘若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其门下，只会更利于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尝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点，所以信陵君收留了卖浆者、赌徒、屠夫并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买下死马之骨，终于收纳贤士报了齐国的仇怨。宋朝也有张元、吴昊，即使连韩琦、范仲淹这样善于识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让他们为西夏效力。但愿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话为戏言了。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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