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文言文鉴赏阅读每日一篇：《五人墓碑记》

　　

　　《五人墓碑记》描述了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和苏州人民不畏强暴与魏忠贤之流英勇斗争的事迹,歌颂了其中五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英雄气概,揭示了“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的主题思想。文章字数不多,但生动形象,感人肺腑;这除了内容真实、选材典型外,尤其体现在多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上。

 

　　作者简介：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江苏太仓人。明崇祯进士，选庶吉士,文学家。自幼发奋读书，明史上记有他“七录七焚”的佳话。与同乡张采齐名，合称“娄东二张”。两人相互砥砺，崇尚节气，切磋文理，立志改革世风日下的文坛。天启四年（1624年），二人在苏州创建复社。天启六年，撰写《五人墓碑记》，痛斥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与张采一起，在太仓发起了驱逐阉党骨干顾秉谦的斗争，所撰散文，脍炙人口，因此，“二张名重天下”。崇祯二年（1629年），组织和领导复社与阉党作斗争，复社的声势震动朝野。

 

　　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学各个学科，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

 

　　幼年勤奋好学,所读书必手抄,抄毕吟诵即烧掉，如此六、七遍方止，冬夏皆然。因此他的读书室名为"七录斋"。崇祯四年(1631)中进士，后改庶吉士。曾与郡中名士结为文社，叫做复社，兴复古学，进行文学与社会活动。复社表面是讲学"以文会友"，实际是评议时政，并与贵族大官僚斗争的一个政治集团。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名声很大，复社影响甚广。《七录斋集·国表序》载有复社活动的盛况。“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其影响遍及南北各省。执政巨僚由此颇为忌恨。里人陆文声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张溥告发张溥等结党，案未结而溥已故世。张溥在文学方面，推崇前、后七子的理论，主张复古，反对公安、竟陵两派逃避现实，只写湖光山色、细闻琐事或追求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但他在提倡兴复古学的同时，又以"务为有用"相号召，与前、后七子单纯追求形式、模拟古人有所区别。张溥散文，在当时很有名，风格质朴,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记》，赞颂苏州市民与阉党斗争,强调“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为“缙绅”所不能及。叙议相间,以对比手法反衬五人磊落胸襟,为传诵名篇。

 

　　张溥著作有《七录斋集》。包括文12卷,诗3卷。此集今存明崇祯时刻本。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溥于各集前均写有题辞。此集是张溥为“兴复古学”而编辑的一部规模宏大的总集。《四库全书总目》说:“此编则元元本本,足资检核。”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将各集卷首题辞首次辑成一书，并加必要注释。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及张溥著作的重要参考书。张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书》32卷。《历代史论二编》10卷。《诗经注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张溥又为《宋史纪事本末》及《元史纪事本末》补撰论正。

 

　　故居位于太仓市区西街，建于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为三进组合式的院，具有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也是市博物馆所地，内设复社纪念堂、文物陈列馆、太仓名人馆、“四王”纪念馆等。

 

　　写作背景：

 

　　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专权，阉党当政。他们网罗党羽，排斥异己，杀戮大臣，欺压人民，暴虐无道，形成了“钩党之捕遍于天下”的局面。当时以江南士大夫为首的东林党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政治。他们多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斗争非常激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君子相继被杀。而后,魏忠贤又欲杀东林党内的六小君子(周顺昌并非六小君子),在逮捕几人的过程中,周顺昌由于不畏惧锦衣卫的势力,对路过的东林党人倍加礼遇,而受到魏忠贤仇视,后周顺昌遭杀害后与六小君子并称七君子.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又派爪牙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市民群情激愤，奋起反抗，发生暴动。事后，阉党人士大范围搜捕暴动市民，商人颜佩韦等五人为了保护群众，挺身投案，英勇就义。次年，崇祯皇帝即位，罢黜魏忠贤，魏畏罪自缢，阉党失败，周顺昌得以昭雪。为了纪念死去的五位烈士，苏州人民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张溥于崇祯元年（1628）写下这篇《五人墓碑记》。碑记，又称碑志，记述死者生前的事迹，评价、歌颂其功德，刻在墓碑上。

 

　　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资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予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译文

 

　　这五个人，是在周公蓼洲被逮捕时，激于大义而死的。到如今，吴郡的贤明士大夫向当局申请，就把魏忠贤废祠的地基加以清理，用来埋葬他们。而且在其墓门前竖立石碑，以表扬他们的所作所为。唉，这也真是隆盛啊！

 

　　这五人的死亡，离开今天的建墓埋葬，只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十一个月中，富贵的人，意气激昂、志得意满之辈，由于疾病而死亡，死去以后就此泯没、不再值得称道的，也已多得很了，何况是民间的没有名声的人呢！但独独这五个人仍然光明昭著，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还记得周公的被捕，是在天启七年丁卯三月十五。我们复社中那些在行为上为士子带头的人，为他宣扬正义，聚集钱财，乃送他北行，哭声震天动地。来逮捕他的锦衣卫官校手按剑柄，跑到群众面前，喝问道：“谁在替他哀哭？”大家再也不能忍受了，就把他们打得跌倒在地。当时以中丞的官衔而担任吴地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指使，当地人民正对他满心痛恨，于是趁他厉声呵责之时，鼓噪起来，上前追逐，中丞躲藏在厕所的篱笆内才得以倖免。其后就以吴地人民暴乱申报朝廷，处死五人：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也就是现在高居于墓中之人。然而这五人临刑时，意气自得，喊着中丞的姓名斥骂着，在谈笑中从容就义。砍下的头挂在城上，脸色毫无改变。有贤明的士大夫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人的头颅，用盒子保藏起来，最后与尸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坟墓中是完整的五个人。

 

　　唉，在那个阉人头子乱政时，为官作宰而能不改变其志操的，虽以天下之大，又能有几个人呢？而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有听到过儒家经典所载的训诫，却能为大义所激昂，身蹈死地而毫不顾惜，这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伪造的诏书纷纷下达，整个天下都在逮捕所谓“钩党”，最后由于我们地区的这一次发愤抗击，才不敢再株连、迫害别人，魏忠贤这个阉人头子也犹豫畏缩，害怕大义，谋朝篡位的阴谋不敢贸然发动，待到圣人——崇祯皇帝即位而在路上上吊自杀，这不能说不是由于这五个人的力量吧。纱死纯矗?敲矗?裉斓木舾呶幌缘娜耍?坏捎诜缸锒??艿较嘤Τ痛Γ?袓的就脱身逃走，而无论在远地或近处都不能获得容身之地，也有的剪掉头发、关起门来、假装发疯而不知到何处去好，他们使自己的为人受到侮辱，品行变得卑贱，与这五个人的死亡相比，其轻重竟如何呢？所以，蓼洲周公的忠义暴白于朝廷，被赠予美好光明的谥号，荣耀于身死之后，而这五个人也得以增高其坟墓，把他们的姓名排列于大堤之上，四方人士经过此地没有不下拜而哭泣的，这实在是百世一逢的遭遇呀！否则，使这五个人保全其头颈而老死于家中，那么虽然能活满其自然的寿数，但人们都能役使他们，又怎能使豪杰一流人为之倾倒，在墓门前握腕痛惜，抒发其志士的悲感呢？因此，我与同社诸君子哀伤此墓徒有墓碑而为它写了这篇《墓碑记》，也是想要说明生死之间的巨大意义、平民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上文所说的贤明士大夫，乃是太仆寺卿吴公因之、太史文公文起和姚公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