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下篇
秦朝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赏析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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