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皇帝寿辰、元旦、冬至等大朝会,在奉天殿举行,这就相当于古代的正朝。而平时在奉天门设朝,这就相当于古代的外朝。可是惟独缺少内朝,然而也不是缺少,那华盖、谨身、武英等殿举行的朝会,难道不是古代的内朝的遗制吗?洪武年间,如宋濂、刘基,以及永乐年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大臣蹇义、夏元吉等人,常常在便殿启奏应答政事。在那时,难道有上下阻隔的弊病吗?现在内朝还没有恢复,皇帝驾临平常的朝会后,众位臣僚就不再进见了,三大殿门高峻深闭,很少人能入内一见。因而君臣上下的情况,阻隔难通,天下的弊病就由此累积起来。孝宗晚年时,对此深有感触,多次在便殿召大臣商议政事。正将有所作为时,他便去世了,百姓无福分,没等到眼见天下大治的美好形势,臣民至今还对此深感遗憾。
长远而论,愿皇上效法圣明的先祖,就近而论,要仿效孝宗,全部铲除近世以来上下阻隔的所有弊端。在平常的朝会之余,再到文华、武英二殿设立朝会,以此效法古代内朝的制度。大臣们每三天或是五天就请安一次,侍从和台谏各一员上殿轮流奏对政事,各部有事请示皇帝裁定,皇上依据所掌握的情况来裁决,遇到有难于裁决的问题,就同大臣们当面商议。要经常引见群臣,凡是谢恩、告辞、觐见一类的,都要上殿向皇上陈说启奏。皇上虚心地向他们询问,和颜悦色地指导他们,如此一来,人人都能够畅所欲言。皇上即使深居九重内宫,但天下事情都能够鲜明地全部展现在眼前。外朝制度是用来正君臣名分的,而内朝制度是用来沟通远近情况的。这样一来,难道还会发生近世那样的上下阻隔的弊病吗?尧舜时代,圣上心明眼亮,好意见都不会被埋没,贤才全部为君王所用,也不过如此而已。
创作背景
明朱元璋称帝后,取消了宰相职务,军政大事全由皇帝专断。但到明中叶后,皇帝大多只是耽于享乐,既不信任大臣,又懒于亲理政务,甚至连节日朝见百官的礼仪也很少举行,一些大事都依靠太监管理。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这样一个昏庸无道、淫乐嬉游、不问政事的典型。当时宦官刘瑾、谷大用等擅权专政,操纵国事,使皇命不得下达,国情不得上通。针对这种情况,王鏊写了这篇文章上奏,希望皇帝亲自执政、接见大臣,以纠矫朝政的弊端。
作品鉴赏
本文是王鏊在明世宗即位后,所作的一篇答谢世宗慰问的奏疏。中心论点在于“亲政”二字,亲政即皇帝亲自处理朝政之意,在文中表述为“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刬近世壅隔之弊”,即要他仿效古今圣贤,亲自处理政事,并与大臣商议,沟通上下意见。王鏊所论是有鉴于明朝自英宗以来,皇帝很少亲身过问政事,致使大权旁落宦官的政治现实,由此反映出王鏊的政治远见。在文章写作上,作者善于引经据典,对古代内朝制度与亲政之关系能条分缕析,对现实政治有劝惩,对世宗皇帝的颂扬中寄寓期望,内容十分充实,态度十分鲜明,议论也十分允当,语言的质朴反映出作者务实的政治作风。
文章开头,作者先引用了《易经》中泰卦和否卦中的两句话。泰卦中说:“上下交而其志同。”否卦中说:“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一是好卦,一是坏卦,它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君臣之间应互相交流情况和感情,否则国将不国。《易》是历代为人尊崇的儒家经典之一,因此它里面的话自然就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作者以它来立论首先就站稳了脚跟,为下面的深入论述打下了基础。
第二段,作者指出当今朝政“上下不交”的弊病。文章承接上段先说:“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然后转入“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这一论题以警策当今。作者指出当今君臣之间只是靠臣子的奏章和皇上的批示来互相联系,靠法令和章程相互维持罢了。虽然“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但是这种朝见,只有文武官员排行就列的仪式作用,不过是显示皇帝的尊严,并不治理、商讨政事。再加上“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而臣子只能是“谢恩见辞,惴惴而退。”像这样只能让人觉得“堂上远于万里”,而不能使“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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